如今，很多人可以大声宣告“我想一个人生活”。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宣言也是前辈不断争取的结果——就如同每一次取得社会共识都不容易，关于单身的权利，也是无数女性争取和发声的结果。
单身状态为何可能遭遇非议？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是：难道脱离家庭，女性就不是完整的个体了？
当第一位打破“成长－结婚－生子”这种发展局限的女性行动起来时，就发现不管是男权主导的社会道德规则还是政策制度都在联合起来阻止她们。今天，选择单身的女性拥有比先人们更自由的环境，但是并不表明这种选择已经得到社会与家人的认可，同时单身的新问题：经济贫困、性自由、歧视、孤独等也一一显现。
我们并非鼓吹单身，很多时候单身（或因晚婚、或因离异等原因导致单身）是一种中间状态和常态，是女性在追求获得两性（伴侣）平等关系权力的必经阶段。婚姻、家庭、丈夫、子女并不能完全代表女性的成熟，对于有着“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吗？”类似疑问的女性，我们希望给予这样的思考真正的选择机会。我们想知道，对于那些认真想要选择单身生活的人来说，可能会面临哪些困境，以及如何去面对它们，以使得高质量的单身生活成为可能？
整理撰文｜蛀牙
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岳博士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四十年间30-34岁女性中未婚单身比例，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从年的2%升至近40%，韩国从1%增加到接近30%，中国大陆好像没有那么惊人，大约从1%升到5%。另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单身女性的数量（包括无婚史的、丧夫的、离异的和分居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吃惊的是，34岁以下无婚史的成年人的数量占到了46%。
不管未来中国单身女性数量是否超过想象，单身或者晚婚在全世界已经不是单一现象。波伏娃所总结的女性类型，即女性分为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或许在长久的未来里还会继续存在。但这种成长小说式（18世纪起源于德国的一种文体，男性成长小说一般以男主人公走向社会结尾，女性成长小说一般主人公最终命运是脱离社会融于家庭）的结局，已经被越来越多女性改写。下面几则故事里的女性，就是做出抗争与探索的例子，透过她们的挣扎与困惑，我们才敢于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每一次进步都让女性更靠近自由
埃莉诺·罗斯的故事
埃莉诺·罗斯生于年，她从小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对科学抱有极大热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她读医学系，在成功申到奖学金后她去爱荷华大学读了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生物老师。
在她教课时，社会上风靡一场关于“单身女学士”的讨论，主要内容是女性对工作抱有与男性同等的热情和忠诚，这些志向触犯了她们贤妻良母的身份。26岁的时候，她和同事结婚了。二战时丈夫参军，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跟随丈夫去阿肯色州。战后，他们回乡接管了父母的农场，丈夫认为女性不该外出工作，于是埃莉诺成为了勤俭持家的主妇。孩子们说“她总是病恹恹的，经常头痛，肩背也出了毛病，每周有三天，她要跪在地上用手擦污渍。”
在她获得生物学学位的二十年后，有一天本地大学的会计员来找她临时给一位去世的生物老师代课。埃莉诺向丈夫征求许可，丈夫点头说可以去帮忙几个星期。后来埃莉诺在二十二年后退休，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这个故事是《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的母亲告诉她的，主角就是她的祖母。在告诉丽贝卡这个故事的时候，母亲说：“每当工作的时候，她脸上忧郁的神色就会消失不见，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选择做家庭妇女。工作让她重新定义自己，肯定了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我的意思是，我很爱当个祖母、当个母亲、当个妻子等等－－这些都很美妙。但首要的是，总得有个身份是代表我自己的，而这就是我的工作。”
如果将丽贝卡一家三代女性的人生放置在历史轨道里，我们会发现，挣脱旧式婚姻制度束缚的独立女性在过去五十年里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今天能够享受的历史成果，很多是由那些先行者在更艰难的局势下争取而来的。
媒体人殳俏的一条微博。争取单身权利和其它进步运动一样，得益于先行者不断努力。
世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婚姻关系在一开始就充满了男尊女卑的意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层面而言，婚姻制度最初是一种主仆契约。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说，控制女人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年龄是压制她们最有效的办法。
最初能够选择单身的女性基本来自富裕阶层，最有名的就是16世纪英格兰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都铎，多数情况下，未婚女性只能寄人篱下，被视为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负担。无怪乎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离异的白流苏在大家庭里遭受的那些冷嘲热讽。英文“大龄未婚女性”（spinster）一词由纺纱工（spinner）演化而来，表示的是战争遗留下来靠纺纱维生的寡妇，这显然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从美国历史来看，为了追求一种当时看来前卫的婚姻：开放、没有子女、短暂、或是晚婚——在经济或事业上站稳脚跟后，她们找到了更愿意视她们为同伴而不是附庸的伴侣，女性首先争取的是去工作的权力、拥有独立财产的权力，而其中拥有土地财产是拥有政治选举权的先决条件。这一愿望经过19世纪社会改革运动初步实现。可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女性依然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力，她们只能被限制在那些要求无私奉献、符合女性身份的岗位上，比如看护、保姆、接线员等。捍卫从业权利往往被社会上对女性预设的任务和使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驳斥。
争取单身的权力，伴随着觉醒的女性意识，科技的不断发展，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那时，不管是一盏路灯的架设（夜晚出行安全）还是一颗避孕丸的发明（掌握生育权利），不管是短发短裙的流行（便于工作）还是女性单身公寓的建设，因为压在女性身上的沉疴太多，以至于任何细节上的改变都对她们奔向自由世界大有助益。
谢耳朵在霍华德的婚礼上的致辞
这些进步从数据上可以窥得一二。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女性初婚年龄是近21岁；20世纪90年代，已经升至24岁；今天，平均初婚年龄是27岁。在中国，《年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平均结婚年龄26岁，男性比女性高2.3岁。
单身生活面临困境，
可婚姻并不是唯一且必要的解决方式
艾达·李的故事
年，“”之前30岁的艾达·李从中国移居到美国。生活在这里的她发现“”之后大家变得多疑，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朋友要给她介绍对象，让她有依靠，这样生活好像会容易一点。但是艾达不想结婚，她坚持下来，继续找工作。
之前她生活在广州，19岁的时候认识了男朋友，交往一年后，他准备求婚，但是艾达觉得太早，她并没有做好准备。结果，三个月后，男人和别人结婚了。三年之后，艾达遇到前男友，他说他婚姻不幸福。艾达问，为什么这么早结婚，他说当时所在的单位可以给已婚的人分房。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亲朋都开始操心她的婚事，并且怀疑不想结婚的她不正常。可她只是想等一个喜欢的人。
来到纽约后，她通过缝纫厂同事认识了一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离异男人，她知道这是个好人，于是两人开始约会，并且不顾男方母亲八字不合的理由结婚了。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最近，艾达62岁的母亲和68岁的父亲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在皇后区，父母是包办婚姻。父亲不适应纽约的生活要回家，母亲说，要回你自己回，然后她父亲就回去了。而她妈妈在一段迷糊期后，还做起了家庭医护助手的工作，每天都很开心，因为自己挣钱了。结果父亲因为不适应没有妻子的生活，又回到美国了。艾达说，时代已经变了。
拒绝婚姻必然要面临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但今天我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