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花，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纺织。穿衣，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高，纺纱织衣的生产活动，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发掘出不少有关纺织方面的实物资料。其中有纺纱用的纺轮，织布用的骨梭，缝纫用的骨针，还发现有布的痕迹以及丝织物等。骨针的发现，始于旧石器晚期文化。在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遗址，就出土有制作精细的骨针，这种骨针，有可能是用来缝制兽皮用的缝纫工具，它的发现，说明旧石器晚期人类已知道制作骨针，用来缝制兽皮，以作蔽体御寒之衣。新石器早期文化，开始发现纺轮.裴李岗和磁山文化遗址，已发掘出数量不多的、用陶片加工的纺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轮更多，共有七十余件，而且是专门烧制的陶纺轮。还出土有被认为是织布用的卷布轴、分经木和骨梭、骨匕等织布工具。由此反映出七八千年前，我国已开始了纺纱织衣的生产活动，标志着纺织手工业的发生。新石器中、晚期，纺织手工业生产有明显的发展，出土的纺织工具更多，制作更精，还发现有布的痕迹。仰韶文化遗址有大童的纺轮出土，有用陶片加工的，也有专门烧制的陶纺轮。烧制的纺轮较重，可以提高捻线的拉力。在仰韶文化和大坟口文化出土的陶器底部.常常可以见到清晰的布纹，估计是制陶时用布垫底留下的痕迹。在仰韶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陶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揉皮工具，马家窑文化遗址也出土有大量的纺轮，其中还有石制的。在柳湾发掘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有许多墓的人骨周围也发现有布纹的痕迹，估计是麻布。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纺轮，多数是用陶土专门烧制的，也有不少石纺轮，有的遗址的灰坑内还发现成堆的纺轮出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也同样发现大量的陶纺轮，上面均绘有彩色花纹图案，成为屈家岭文化最有特征的器物之一。下游的马家洪文化草鞋山遗址下层，还发现3块残布片，系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密度每平方厘米经线约10根，纬线罗纹部约26-28根，地部13-14根。花形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年代约在年前，经鉴定是用野生葛纤维织成的纺织品。良渚文化发现的纺织品实物更多。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丝麻织物，其中有细麻布、绢片、丝带、丝线。麻布片经鉴定为丝麻纺织品，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也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这些芋麻和丝织品，也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原始纺织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解决了人类穿衣和御寒的根本问题，也是人类精神文明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意义重大。编织手工业也是原始手工业的一项重要生产内容。它的发生时间可能较早，原始人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块，总要有盛装的器物，把它带回住地食用，这些盛装采集物的用具，最合适的有可能就是编织物了。但是这些编织物由于年代久远，考古上不易发现。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的发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对编织物的需求愈来愈广泛，由此促进了编织手工业的发展。这时期发现的编织物遗迹是比较多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发现的编织物遗迹有草编、苇编。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常见有草编、苇编的蔑席纹印痕，估计是制陶时以席编垫底时留下的，从印痕的纹样分析，编织技术有斜纹编织法、缠结法和棋盘格式间格编织法三种，纹样有人字纹、辫纹等，印痕的席蔑大小均匀，经纬纹理整齐，反映出编织技术相当成熟。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房基残墙上，也发现许多苇的痕迹，估计是用编织物铺以木骨结构上作敷泥墙时留下的痕迹。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编织遗迹遗物更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许多芦席残片，可能是用于房屋缘木上承托茅草面留下的席箔，也可能是地板上的席铺遗存。浙江吴兴钱山漾良诸文化遗址，出土有竹编遗物二百多件，有竹席、竹篓、竹篮、竹箪、谷罗、刀节、簸箕等几种，编织方法有一经一纬、二经一纬的人字纹，也有密纬疏经的十字纹、梅花眼、菱形花纹等。蔑片细薄匀称，编织紧密，具有较高的技术工艺水平。为数不多的编织资料，说明新石器编织手工业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产品不仅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上，而且用于房屋建筑，用途较为广泛。其技术水平也是比较精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