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铎
大连纺织厂的前身是“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简称福纺纱厂。年，有日本军部背景的商人选址大连周水子周家屯小渔村，投资兴建了纺织厂。年，福纺纱厂已经初具规模，招收中国工人人，这在当时的东北亚也是首屈一指的超大型纱厂。
福纺纱厂和金州纺织厂以及瓦房店纺织厂作为日本关东军的被服原料基地，深受关东州殖民当局的爱护，因此说它有着深厚的侵略背景并不过分。我姑父指着照片上的“红砖楼”说，这是当年福纺纱厂的机关楼，也是福纺纱厂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红砖楼”里面出入的都是日籍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戴着军帽穿着锃亮马靴的日本军官，很少有中国人的身影。楼里面神秘莫测，闲杂人等不敢靠前，深更半夜，经常有咿咿呀呀的歌曲从窗缝中飘出，过往的行人无不加快脚步迅速离开。
我姑父能清晰地回忆起这栋“红砖楼”的东南面米处有一个大水泡子，长约米，宽约70米。大水泡子里面有4个水桶那么粗的大泉眼，起风的时候，都能看到泉眼上方的水波涌动。我姑父说，福纺纱厂的老板喜欢这片水泡子，就出资修建了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面有亭台楼谢，岸边垂柳成荫，俨然成了如画的景致。这座公园不但是儿童玩耍的好去处，也是酷热夏天人们纳凉的好去处。我姑父的童年就是在公园东面的宿舍区里度过的，童年时期，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公园里玩耍。宿舍区连着民房，犬牙交错，几栋宿舍楼被一片片一排排的小石头房围得死死的。小石头房里住着千家万户。妇女们起早贪黑在纱厂上班，男人则大都在东北面的钢厂和化工厂上班，钢厂和化工厂也是日本人开的。
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工作，要么去钢厂外的垃圾山捡煤球，要么去东山头海边赶小海。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光这两项劳作，基本上也能换取一天的饮食，填饱肚子不成问题。我姑父说，东山头的大海离“红砖楼”不足一里地，退大潮的时候，海水一直能退到几里地以外去。孩子们随着潮头跑，一边跑一边尖叫着，冲向最远处的滩涂。退了大潮，海螺、赤甲红、虾爬子全都露了出来，手快的小孩赶紧搂一筐海货，转身就往回跑，别看人小，逃生的心眼儿却很足，都清楚东海的潮头古怪，一旦潮起了，跑晚了能被海水扣到海里。
退大潮的时候，东山头海边山岗下就会露出一片绿油油的草甸子，足有一尺厚，像棉被一样柔软。孩子们不顾草甸子上潮湿，躺在上面打滚、翻跟头、练武术。女孩子组织起来跳皮筋，男孩子就结成两大帮踢皮球。那时候的皮球都是用破布缝的，比拳头大不了多少，有的外面包一层兔皮，好点儿的包上牛皮。一个小小的足球就是一个孩子的童年。福纺纱厂子弟踢足球个个都是好手，稍微大一些，就组队出去踢野球，跟钢厂子弟踢，跟化工厂子弟踢，一直踢到咱们的共和国成立，踢出了几个响当当的国脚，代表国家打比赛。
“红砖楼”的西南面有一片日本人的居住区，周边都栽种了高大的梧桐树，到了夏天，里面外面阴森森的，偶尔一声乌鸦叫，都能把胆小的孩子吓掉了魂儿。日本人居住区虽然没有把门的，中国人却也不敢随便闯进去溜达。里面家家户户都养着凶猛的大狼狗，这些狼狗都不拴绳，见到日本人就会摇头摆尾，见到中国人，尤其是穿着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别说闯进去，即便在外面正常走道，那群恶狗就会群起而攻之。一旦跑不及时让恶狗咬上了，不薅下一片肉来是不能脱身的。
我姑父认识一个小小子，就住在日本人的居住区里，小孩子们私下里都管他叫“小鼻子”。有一次，他主动邀请中国小朋友去家里玩。对我姑父这样的小孩子来说，去“日本家”玩，就像突然闯进了天堂里一样。那次造访，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家”的干净整洁，地板刷的红漆，看起来水光溜滑，苍蝇上去都能劈了腿。女主人见到中国小孩闯进来，突然板着面孔，哇哇乱叫，甚至还扯着小孩的耳朵往外拖。小孩子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乖乖地出来了。女主人要他们脱鞋子，逼着在台阶上把脚洗干净了再进屋。进了屋，还不准乱摸乱动，女主人一直盯着，一不小心，就招来一阵尖叫。
我姑父只去过一次“日本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过，甚至都没有从大门前走过。离开“日本家”的时候，女主人分给每个人一个拳头大的饭团，饭团用紫菜包的。我姑父没舍得吃，揣回家分给奶奶吃了。这次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从此，每当走到“红砖楼”附近，他总是要习惯性地往日本居住区那边望上几眼，一阵风吹过，阴森森的梧桐树的大叶子哗楞楞地响几下，我姑父都会不由得哆嗦几下。
多少年过去了，他的耳边时不时地还能听到女人的尖叫声和狼狗的狂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