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设置中国古代的最早的妓院，娼妓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多年。
它是旧中国封建社会残害妇女、毒害人民身心健康、危害社会稳定的罪恶制度。
在近代以来，无数的文人志士、知识分子呼吁广大民众与政府取缔娼妓，但是收效甚微。
而上海作为近代以来的大都市，这个地区娼妓繁荣的程度，在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么旧上海的娼妓为什么如此繁荣呢？
自从18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以后，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国际市场。
所谓“十里洋场”就是对旧上海的称呼，而娼妓业便以洋人为护身符，迅速的发展起来。
于是上海的娼妓业与商业的繁荣，租界的扩展齐头并进，继而冠绝全国。
在年的时候，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就曾经对世界上八个大都市的娼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是上海娼妓在世界八大城市中娼妓的人数最高。
根据贺萧所说，在年，上海有6万名妓女。
夸张的说，有人做了一个调查，每20名左右的女性中就有一个是娼妓。
而上海的娼妓业之所以如此繁荣，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对于娼妓业的纵容与驰禁。
虽然在面对上海娼妓泛滥的局面，有几个基督教的教会组织联合起来，在华人与外国人中间宣传废娼运动，呼吁关闭公共租界内的所有妓院。
但是并没有抑制住娼妓恶性泛滥的趋势，在面对政府的取缔，妓院可以将转为暗娼继续留在租界，也可以干脆迁出租界另起炉灶。
这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妓院改头换面，重新开张营业，有的则使出了一些新花招，比如说在旅馆卖淫。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旧上海的统治者实际上采取了保护并支持娼妓的制度，因为它可以缴纳一些税收，变相的把卖淫场所变为公开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为娼妓业的疯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府对于娼妓业地弛禁与纵容的态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妓院中获得大笔的收益，把征收的“花捐”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第二，上海的成年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失衡。
在年1月的调查研究中，我国著名的八大城市都存在性别的比差。
男性的人数超过了女性，尤其是有很多单身的男人，或者是结了婚的但妻子不在身边的男子，或者是没有能力结婚的，或是没有找到结婚对象的，这都为妓女卖淫提供了广阔的买卖市场。
第三，经济贫困逼迫女子成为娼妓，这也是娼妓繁荣的根本原因。
因为卖淫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很多人从事卖淫业，都是因为家庭贫困不得已而为之。
而经济危机则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当时，一个纺织厂的临时工在这家工厂倒闭后成为了妓女；一个纺纱厂的工人失业以后，把他的妻子抵押给了妓院。
第四，妓女本身贪图安逸等自身原因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大都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尤其是富豪特别多。
资本主义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丰富的物质生活如潮水般的涌入，对广大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诱惑力。
特别是有些女子对那些穿金戴银的妓女充满着向往，加上贪图享受，爱慕虚荣，因此自愿进入卖淫行业，自甘堕落。
因此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相互交织在一起，妓女们对她们的卖笑生涯，由害怕逃避到慢慢习惯，甚至最后还带有些许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