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雷米和弗朗西斯设计了一套更系统化的方法，将一周工作划分为不同类型。他们将男性和女性每周花费的总体时间按活动内容分为四部分：上班工作、家庭生产、闲暇时间和个人护理，后者包括睡觉、洗澡和吃饭。而闲暇的定义则取决于对特定活动的愉悦度进行评级的现代家计调查。令人惊讶的是，当按愉悦度分为1~10分时，工作的愉悦度为7分。
我们注意到，工作的这种高愉悦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经过一个世纪，工作的愉悦度提高了，不再那么令人不悦。基于活动愉悦度评级的调查结果，休闲活动（即比上班工作更愉悦的活动）包括了运动、与孩子一起玩耍、泡酒吧、看电影、阅读、散步、外出就餐、休闲旅行、兴趣爱好、婴儿护理、锻炼和园艺。家庭生产类别的愉悦度低于上班工作，包括做饭、购物、儿童和老年护理、来回跑腿、家务、房屋维修、支付账单、清理庭院、打扫屋子、洗碗盘、洗衣服和看医生或者到汽车维修店。
雷米和弗朗西斯根据四类基本活动，即上班工作、家庭生产、闲暇时间和个人护理，将整个20世纪的时间使用做了归类估计。他们的主要结论来自雷米单独写的一篇论文，文章指出，对于那些25~54岁的壮年人而言，家庭生产时间只有略微减少，从年的每周26小时减少到年的每周24.3小时，尽管出现了那么多从年的角度看令人惊奇的家用电器：当我们看到以下事实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那些壮年女性确实受益于家用电器：她们每周的家庭生产时间从年的50.4小时缩短到年的30.1小时，而同一年龄组男性的每周家庭生产时间从3.7小时增加到17.3小时。
雷米和弗朗西斯估计，18~64岁女性的家庭生产时间在年是每周43.8小时，非常接近林德夫妇根据调查粗略估计的42小时。20世纪的转型包括两种不同的趋势——女性家务负担减轻，男性工作时间减少，这样男性能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产，包括照顾孩子、房屋维修和清理庭院等工作。男性活动增加部分反映了从农村住宅到城市郊区住宅的转变，因为在农村时户外维护算作工作时间，而现在住在郊区的爸爸们需要修剪草坪和修补房子。从市内公寓到郊区住宅的转变也提高了土地与家庭规模之间的比率，要求男性做更多维护工作。
雷米认为，家庭生产时间几乎没有改变，因为在这方面男性多花的时间接近于女性少花的时间，所以家庭生产人均小时和户均小时看上去差别不大。在此基础上，数据进一步说明，每个家庭（包括青少年、妇女、男人和65岁以上的老人）在家庭生产方面花费的时间从年的每周78小时减少到年的每周49小时。虽然在这段时期家庭的平均规模几乎也下降了相同的比例，从每户4.7人减少到2.6人，但任何试图得出结论说家庭生产人均小时数没有下降的人都忽略了家庭生产的基本规模经济。家庭主妇在给全家做早餐或晚餐时，是为两个还是四个孩子做饭没有什么差别。
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家用电器的发展没有明显减少家庭生产时间，年林德夫妇的调查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受访者认为，虽然家务体力活减少，但被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抵消：今天的人们更讲究饮食。在就餐时他们更关心怎样吃得更舒适，穿得更得体。从前我们的母亲不知道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但现在我们应该为孩子做这一切。乔尔·莫克尔把这个谜题——家用电器的发明和推广没有减少家庭生产时间——称为“科万问题”。
莫克尔的分析与林德夫妇的调查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走得更远，他把这个问题与19世纪晚期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和提高卫生标准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要花更多时间打扫房间，而且也要花更多时间给孩子洗澡。当代人并不认为健康是不可避免的神的惩罚，而是个人责任问题。年左右，45%的蓝领工人是熟练工人，包括“铸模工、木匠、机械师、骡机纺纱工和煤矿矿工”，他们很难使其家庭生活水平脱离贫困。他们的餐桌上可能有充足的食物，但他们的幸福总是面临风险，他们可能失业、生病或受伤。工人按小时挣工资，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
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美国，没有人会同情那些不幸的工人。他们被社会遗弃，工厂外有大量失业者在申请工作，经常是那些刚刚来自欧洲的移民。比半熟练工人级别更高的工人属于工人阶层中的贵族，他们是不可替代的熟练工人，“包括许多轧钢工、机车工程师、制模师和吹玻璃工”。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些收入最高的体力劳动者年收入可以达到~美元。而在工人阶层中约有1/4的人生活在底层，处于“赤贫状态。许多人以捡垃圾、乞讨和行骗为生”。
彼得·舍戈尔德对年匹兹堡的22个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进行了具体研究，结果发现，最高技能的工人（例如砖瓦匠）和技能不太高的工人（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达到2∶1。他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笼统地认为19世纪初美国工人阶层都在为生计挣扎，这个看法过于简单了。匹兹堡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在两个世界……金字塔顶端是那些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人，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子，在室内浴室洗澡。他们的家庭能够享受到“美国标准”……金字塔底部是城市庞大的劳动人口，他们挤进简陋的旧式公寓和迅速老化的木质住宅，使用室外公厕和水龙头，隔壁就是钢厂和熔炉的噪声、强光和恶劣的气味。
他们的孩子在坑坑洼洼的街道和开放的下水道旁边玩打仗，他们的休闲就是睡觉。到年，制造业名义平均工资增长了30%，从每小时17美分增加到每小时22美分，即每天2.04美元。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亨利·福特在年初宣布将高地公园工厂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产生的轰动效应。当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是为了降低劳动周转率，再加上一点点的利他主义。劳动周转率是一个普遍的地方性问题，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工厂依赖那些尚未结婚的移民，这些人四处迁移，只为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环境。
举例来说，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个矿山负责人声称，他一年仅需要名工人，但前前后后共雇用了名工人。制造业工厂的无技能工作仅需要受过很少培训或根本没有受过培训的工人，这使得移民工人一旦对工作不满意，就马上辞职，并搬到另一个城镇，换份工作。福特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多，但这样的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他把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结合起来。他新成立的社会部雇用了名代理，他们要访问名员工的家庭，建议他们如何形成适当的生活方式。
因为福特要求员工已婚，调查员家访的目的不仅要观察清洁标准，也要确保员工已婚。在家访中，单身男性员工经常借用年轻未婚女性扮演妻子。父爱主义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福特有法务人员帮助员工购置房屋；一支由10名医生和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特别是为那些受伤工人；同时还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但是，对于移民工人的那些非美国习惯，工厂并不宽容，人因请假庆祝东正教圣诞节而被解雇。
改革家塔贝尔参观了社区，打算揭露压迫性的福特体制，但是他最后总结说，“不管你们叫它什么——慈善、父爱主义或者独裁统治，结果是你的所有付出都物有所值”。关于实际工资，一个更全面的历史角度，它描述了非管理类生产工人每小时实际工资与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用指数来表达，年等于。这幅图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年之前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时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后来增长速度很慢，尤其在年之后。年后的这种分化现象与大量文献研究是一致的：年之后不平等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很大一部分生产率收益流向收入分配的顶层1%。
结语
更令人困惑的是，年之前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年实际工资激增，尽管大萧条年代劳动力需求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