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更触及这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制造、中国崛起的主体。张慧瑜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该纪录片和上述问题的评介与延伸思考。
《棉花》的故事中国崛起的另一面文
张慧瑜
（《读书》年9期新刊）
二〇一四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前后拍摄了八年的纪录片，由“棉花”这一常见的经济农作物入手，讲述了当下中国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有关联的棉花工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这部纪录片采用同期声、不主动介入被拍摄对象的客观中立的纪实风格，这些都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传统。
周浩拍摄《棉花》
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态度新纪录片运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种政论性的、声音压倒画面的纪录片风格。新纪录片运动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画面说话，排斥画外音，追求同期声。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普通人的视角又转向对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