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到了年，即便蔓延于整个产业的危机已经导致该产业的整体市值下降到原先的三分之二，但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相关资产仍然保有接近万美元的估值。在新英格兰地区，棉纺织工业成了当地最大的雇主，总共雇佣着多达8万名工人，且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
而对于波士顿商业社群中的上流阶层而言，“多样化投资”这一概念往往只意味着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各式棉纺厂之中，尽管这些棉纺厂所大规模生产的织物种类往往在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同属于一个行业。除了区域性铁路运输业这一本身便与棉纺织工业水乳交融的行业，棉纺织工业的迅猛崛起导致了其余的工业部门无一例外地失去了大规模资金的青睐。这一点，从诸如亨利·李、斯特吉斯以及库欣等波士顿商业领袖的资产配置情况中便可窥得一斑。
当内森·阿普尔顿于年与世长辞时，他总共持有25家棉纺厂及水利公司的股票（内森先生从年起开始系统性地购入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的总估值约83万美元，占据了内森投资性资产总份额的54%，而在上述的这些资产面前，内森在铁路公司（20%）、金融机构（10%）、房地产（13%）以及公用事业（3%）领域的投资都显得相形见绌。
至于阿摩司·劳伦斯先生，他的资产组合就更加偏重于棉纺织工业了。在年时，阿摩司总共投资了17家棉纺厂，这些资产加总起来占到了他投资组合总份额的67%，其余的部分则被投资于个人借贷（21%）以及房地产持有（11%）等领域。在这些富有的波士顿市民将自己最大的筹码押注在了棉纺织工业上的同时，他们对其他的产业部门却近乎置若罔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棉纺厂股票份额这一举动已不再只是那些大人物的专利。众所周知，公司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便是，公司可以在其所有权交割易手的同时保持正常的经营运转，且股权交易这种现象在那个时代已相当普遍。当然，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权益交割行为尚未扩散至广阔市场之中的匿名投资者之间，同时其所吸取的资本也几乎全部来源于当地（波士顿地区）。
那些富有的股权持有者很少在公开市场进行股票交易，同时这些股票高昂的票面价值往往也令普通阶层难以企及。在位于洛厄尔的梅里马克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这家由12位初始发起人共同开创的企业已拥有了多达余名股东。当一家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不再仅限于其初始发起人，其股东团体便扩散到了一个由商人、实业家、律师、医生以及上述这些人士的女性继承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但终究还是有所限定的群体之中。
直到年，最大的11家棉纺厂超过四分之三以上的权益份额大致可以归于约位股东的名下，而这些股东近乎清一色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在这些公司兼并重组的数十年后，这些公司的股东份额清单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大量的股票是被一群亲族所持有着的。在梅里马克公司于年公布的账簿中提及的个人名中，共有43人从属于与该公司的初始创办者紧密相连的九大显赫家族，其中共有阿普尔顿家族10人，李家族7人，洛厄尔家族7人以及阿伯特家族6人。
这些家族利用代理投票的方式持续地主导着年度股东大会，同时他们也往往将公司中的重要职位留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不去考虑这些人各自的专职工作以及他们个性化的投资组合，那么这些从属于不断扩大着的名门望族的成员，便早已命中注定将在棉纺织工业这条大船上风雨同舟。
类似的集中化倾向同样渗透到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慈善及教育机构之中，这些机构的运转往往有赖于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赠，而通过私人领域的资金捐赠，波士顿精英阶层也逐渐为自己构建出了象征权势的堡垒。波士顿图书馆的会员组成与新英格兰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的董事会成员名单相互重叠，这些工厂的主要股东几乎全部是波士顿图书馆这一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或捐赠者，而这也最终造就了该图书馆当时为全美资金最为充裕的非公众图书馆的名声。
至于哈佛大学，其原本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而被建立，理应受到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资助与管控，然而随着19世纪上半叶私人捐赠之风的愈演愈烈，其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亦渐行渐远。大量涌入的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赠，导致商业利益能够对学校的管理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私人捐款除了被用来资助学校内法学及神学领域的教职员工，还被用来在校内建造图书馆及教堂。
这些资金改变了学校施教的原有路线，并使该大学转变为建设精英化社会的关键媒介。这些规模庞大的永久性捐赠——赠予波士顿图书馆的15.2万美元、医院的20万美元、赠予哈佛大学的64万美元（以上捐赠金额仅为年记载的数字，其后仍在快速增加）——被受赠者当成了自有资产一样妥善管理以稳定且十分安全地产生收入。
在这些受赠机构依靠着捐款渐渐成长为整个地区的教育、慈善以及社会改良中心的同时，它们对新英格兰地区的棉花纺织经济的依赖程度也变得愈发严重。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当年波士顿贸易委员会宣布棉纺织工业已经达到了自身的饱和点时，波士顿早已诞生了一个自身生计与地位皆捆绑于该产业盈利产出的社会阶层。
在久远的过去，财富的积累与留存就如同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行船一般，是一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而如今来自棉纺织工业那高度稳定性的涓涓之流坚实地支撑起了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以及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现实赋予了精英阶层相同的价值理念，并让他们获得了将新来者同化到原有群体当中的能力。这样的金融及组织基础，极大地助长了波士顿资本家社群的成长壮大，并且其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是其他社群无法媲美的。
在整个运转机制当中，一个贯穿始终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那个以“凭借资本高度聚集的工业企业赚取稳定的收益”为核心主题的“沃尔瑟姆—洛厄尔模式”，尚无法在其他制造业领域中被人们成功复制。这也许是因为棉纺织工业在数十年中过度迅猛的发展挤占了城市商业精英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抑或是因为在其他工业部门中投入技术并取得与棉纺织工业同等规模的经济成果本就十分困难。总之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便是人们无法找到能够代替棉纺织工业的新型投资标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在棉纺织工业中的利润萎缩成为现实，经济状况必将急转直下，而这亦将对城市精英、由这些精英所创立的机构以及整个地区的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为这场灾难火上浇油的是，这场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足足酝酿了十余年之久的经济萎靡，迅速地发展成了一场影响更加广泛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棉纺织工业早已脱离了其原先的起飞阶段。
微薄的利润率促使工厂管理者加大了生产环节的强度，导致工人只得在不断恶化的生产环境中大负荷地工作——每个工人需要负责的纺纱机数量增加了至少1倍，而织工也被迫在数倍于原先的织机间往来穿梭。可与此同时，工资却停滞不前。工人经历了一波汹涌的失业浪潮。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成本被不断挤压，以至于到了一种仅够维持工人生计的地步”。
随着为了遏制产能过剩现象而展开的停工成为常态，工人也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就连股息的分配与企业管理者的薪水也变得时有时无。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些年间作为临时劳动力的、出生于本土的女工逐渐在工厂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脆弱的移民人群，其中有男人、女人甚至是儿童。在一座典型的棉纺厂中，外来工人所占到的比例先是从年时的3.7%激增到年时的38.6%，而后更是上涨到了年时的61.8%。
结语
由于工厂的管理者对他们先前曾做出的“为劳工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承诺出尔反尔，就连工人的居住标准也在持续恶化。居住于公司自有的员工宿舍中的劳工比例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只得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之中。棉纺厂早已褪去了曾经萦绕着其自身的田园气息，堕落为拥挤而肮脏的市镇——“一群固化的薪资阶层的窝棚”。那种曾经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如今再也无法令人们欢欣鼓舞，同时，它还必将无可避免地患上欧洲那种使人们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工业化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