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几级 http://pf.39.net/bdfyy/jdsb/180323/6122185.html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桑丝绸国家，丝绸是中国之珍，东方之宝。丝绸为中华文明写下光辉的一页，也为世界文化贡献了灿烂篇章。丝绸搭起的是中西经贸交流的桥梁，丝绸之路是贯通中西文化的不朽丰碑。用织物遮蔽身体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环境的差异，各文明地区利用不同的天然纤维作为衣料：印度种植棉花、埃及生产亚麻、巴比伦利用羊毛，中国则以植桑养蚕、缫丝织绸闻名于世，被称为“丝国”。我国最早的纺织品生产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年前的石制、骨制和木制的纺织工具和双股麻线。在距今约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则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丝织品，出土了绢片、平织丝织物、丝带和丝线等。其线由十多根家蚕单丝捻成。采用平纹织法，交织而成。织物经纬每厘米53:48根。与织物相印证，纺纱织布的实物也多有发现。距今-年之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有刻纹的纺轮出现，有的呈扁圆形，有的呈鼓形。而距今年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纺轮造型更为丰富，有些还加以彩绘。因此，中国传统丝绸的生产不迟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丝绸生产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同春。在历史时期，衣食以农桑为本，历代劝课农桑，桑蚕业不断有新的发展。商、周两代，丝织技术进步神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表明当时的蚕桑丝织业发展已经相当普遍。殷墟出土铜器常有细纹遗痕，《管子》称桀之时“薄之游女工文绣”，可知夏商已有纹织。《尚书·禹贡》中已有多种丝绸类型的记述，已出现了罗、绮、锦、绣等品种。《淮南子·原道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即是我国古代丝绸的总称，说明夏商时代中国丝绸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礼记·礼运》有“后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上帝鬼神”之说。《礼记·月令》则记述了每年季春之月，“修蚕器，后妃斋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劝蚕事”的活动，说明西周时期祀享先蚕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诗经》中屡见锦字，锦属色彩织物。西周时期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工官”，丝绸生产从征收原料，到织，练，染，各种工序都设置“工官”管理。到春秋战国，以丝麻为原料的纺织生产也空前繁荣。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形成齐鲁、陈留、襄邑等丝织中心，南方楚、越丝织也盛。绮、锦之外，纱、罗等轻薄织物均已出现。战国时代的丝织业尤为发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品种繁多，质地精良，而且产地也有增加，产量巨大，桑蚕养殖及丝绸纺织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丝绸也是各国国力强盛的标志。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复合工具经过长期酝酿，演变成以缫车、斜机为代表的整套用人力作动力的手工机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劳动者逐步专业化，手艺日趋精湛，产品的艺术性提高，并且大量成为商品。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放到细致的公定标准。织纹有平纹、斜纹和各种变化组织。商代出现了手摇纺车加捻。周代已有在房屋周围种植桑麻的规定，否则就要受罚。西周春秋时只养春蚕而禁养夏蚕，并已经注意到洗晾桑叶使之洁净，对蚕的生长过程和形态更有益处，多种饲养工具如蚕箔、架子等也已普遍使用。西周时已有选茧、剥茧和缫丝的工序。这一时期的缫丝工具是一些“I”和“X”形的架子，用于绕线。年江西贵溪崖墓曾出土了一批纺织工具，就有三件“I”形和一件“X”形绕丝器，同墓出土的还有三件残断的齿耙，可能是一种整经机具。年，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时期楚墓发现的35件丝绸服饰，就号称我国的“丝织品宝库”；其它的织物品种也极其丰富，所用织绣种类达几十种之多，包括了战国时期的锦、绣、编组、针织各主要门类，而且在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填补了战国时期丝织品的许多空白。
